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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沟一部宋版书,你选哪一个 史鉴|一个美人-万事如易

2015-10-22 全部文章 251
一部宋版书,你选哪一个 史鉴|一个美人-万事如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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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美人 一部宋版书,你选哪一个
宋版书价值连城,是因为其工匠精神在;
培养工匠精神,要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;
假如有一个美人、一部宋版书让你选,你选哪一个?
明嘉靖年间,进士朱大韶得知有人家藏有宋刻《后汉记》一书北界王,书中还有陆放翁陆游、谢叠三等前朝名士的亲笔题签,这一消息对于一个痴迷宋版书的藏书家而言,无异于找到一个地下宝藏一样,内心十分激动。他托人去向主人商谈转让价格,然而,书的主人却放出话来,书价免谈,想要书可以,唯有用他身边的一位美婢来换假如我会飞。看来书的主人对朱大韶也了如指掌,便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,并表示除了用这个美人换书之外别的什么都免谈。
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,唯书和老婆绝不外借,然而,朱大韶爱宋版书更胜过爱美人,得知书的主人提出的条件后,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用心爱的美婢来换取这部书。
没想到小羊军团,跟在朱大韶身边多年的这位美婢也颇有文才,她在得知朱大韶的决定后非常伤心游艺春秋,临行前在墙壁上题了一首诗:
无端割爱出深闺,尤胜前人换马时;
他日相逢莫惆怅,春风吹尽道旁枝。
嘿嘿,你现在用我去换书,无端舍弃我,比古人换马还决绝,以后咱们相遇了你也别难过别后悔,就像春风吹过路旁的树枝,我们就情同路人好了。
朱大韶不仅是书痴,也是情种,读到诗后方才后悔不迭,从此之后对这个美人日思夜想,竟然忧郁成疾,很快就死了。
与朱大韶以美女换得宋版书相类似的趣谈还有很多。
明代大文豪王世贞就不惜以一座祖传产业山庄来换一部宋刻善本书。一个偶然的机会千禧年龙钞,王世贞遇到书商出售宋刻《两汉书》(《汉书》与《后汉书》的合刻),非常欣喜,奈何手中买书的钱不够,求书心切的王世贞便与书商商议,以自家的一座山庄来换取到这部书。
明末藏书家江苏常熟人毛晋建有著名的藏书楼汲古阁,而且还雇高手将宋元刻本另行手抄出版,“穷搜遍索四海枯,手抄笔录近蠹鱼。汗牛充栋十万卷,流布天下古今无罪之缘。”为了求得宋版书,他在自家门口贴了一张告示,愿以每页200文钱的价格求购宋版书:“有以宋椠本至者,门内主人计叶酬钱,每叶出二百……有以时下善本至者,别家出一千,主人出一千二百。”以至于时人称“三百六十行生意,不如鬻书于毛氏”。
清代著名藏书家浙江海宁人马思赞嗜书如痴,有一次他得知一查姓人家藏有宋版《陆状元通鉴》,多次求购未成。然而,天缘凑泊,机遇垂青,后来查家要安葬亲人,选定的吉地正是马家的田土双谍姐妹花,马思赞闻讯之后非常高兴,即以良田十亩换取了这部书。
清代乾嘉时期有“五百年来藏书第一人”之称的苏州藏书家黄丕烈,积半生之力先后收藏宋版书达二百多部,并专建一房贮藏,命名为“百宋一廛”。他还首开祭书礼,每到年末,他就把自己心爱的书陈列在案头,用鲜花作供,焚香,然后大礼参拜。
为什么宋版书价值连城,值得用心爱的美女来换一部书?这就不能谈及工匠精神。
我们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宋版书的评价。
宋版书之所以珍贵,主要有这么几个因素:
第一,宋版书富有美学韵味。宋版书的版式风格美观大方活泼多样,雕版印刷技术至宋代已臻成熟,无论书写还是刻印都相当精美,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。在收藏界,素来有“一页宋版、一两黄金”的说法。
明代嘉靖年间著名的钱塘学者高濂指出宋版书的优点是:“宋代刻书,雕镂不苟,校阅不讹;书写肥细有则马晨菲,印刷清朗,故以宋刻为善。”
第二,宋版书的用纸与装帧富有特色。
宋人印书多用皮纸和麻纸,这种纸文理坚致有韧性,印出来的书版式疏朗雅洁,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。
书的装订形式多采用“蝴蝶装”。方法是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,在书叶反面版心的地方用浆糊粘连,再用较厚的纸包裹作为书皮;从外表看,厚皮包背,相当于现代的精装本,但更方便于阅读,读者翻阅时,书叶两边打开,平坦不用卷起,如蝴蝶双翅,故称“蝴蝶装”,简称“蝶装”。这种装帧方式要胜过清代盛行的“线装书”。虽然“线装书”在宋代也已出现,但时人就发现线装书有一个缺点:“若缝缋岁久断绝,即难次序”。
第三,宋版书的刻书选用字体,非常讲究。宋代三大刻书中心为江浙、四川、福建,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;蜀本多用雄伟朴拙的颜体字;建本字形介于颜、柳之间,横轻竖重。印书用墨也很讲究,色泽青纯匀净。今人称用料、印刷、装帧是印刷物的三大要素,但宋版书却还有书法美学的内涵在,这一点是后代无人能及的。
因此缇可春季篇,明末清初的藏书家曹溶为另一著名藏书家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撰序时,明确地阐述他藏书的标准是:“所收必宋元版,不取近人所刻及抄本。虽苏子美、叶石林、三沈集等,以非旧刻,不入目录中。”
也许人们会以为宋版书价值连城是因为“物以稀为贵”,其实是片面的。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其阅读价值,宋版书的可贵就在于其刻书的质量,否则不会成为学者们特别是目录学家治学的重要依据。而宋版书的质量高,关键又有赖于工匠们的工匠精神。
首先得益于宋代对刻书的重视。
“王者虽以武功克敌,终须以文德致治。”宋太宗的这句话揭示了宋人对书的重视。宋代的出版业非常繁荣,有官刻、家刻、坊刻等三种。学术界称官刻刊印装潢精美,家刻校勘精审,坊刻内容广泛,总之各有特点。
宋太祖开宝四年(971)即开始刻印历史上第一部佛教总集《开宝藏》(也称《蜀藏》),历时12年,刻书1076部。这次大规模的雕版印刷,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印刷经验,还培养了大批雕版印刷的工匠。
到了南宋,刻书数量之多,效率之高,达到前无古人的地步。绍兴二年(1132),湖州(吴兴)王永从一家就刊刻了《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》,全经5480卷,用时仅一年,参加刻经的工匠多达二百六十余人花田半亩。有宋一代刻书总量11000多部,几乎达到了西汉至五代的一半。
数量和效率并没有影响刻书的质量,这不得不归功于其工匠精神。
我们从上面提到的宋版书三大价值中就可以看出来,宋代刻书工匠不仅富有创新精神,而且能做到精雕细刻。这些工匠可以说都是善于一种或几种书法的巧匠,其审美水平绝不亚于今天的文人。从笔划到插图,从版式到字号,从校对到印刷,全是手工完成,这其间工匠们精湛的艺术功力和敬业专注的职业精神,尽在字里行间,可以说,蕴含在宋版书里的工匠精神,堪称真正的中国制造。这里面包含着书法美学、雕刻工艺学、排版学、校对学等多门学问。
宋代词人叶梦得在《石林燕语》中说:“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,蜀本次之,福建最下。京师比岁印板,殆不减杭州,但纸不佳。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,取其易成而速售,故不能工。福建本几遍天下,正以其易成故也。”可见,时人对印书的标准、等级有着清醒的认识,易成者难工。
那么,宋版书的工匠精神是怎么来的呢?
第一,当然是有一批能工巧匠。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,需经过若干道精细工序才能最后完成,都有赖于一批刻书工匠手工操作、通力合作。如宋刻本裴松之撰《三国志注》,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、李通、牛实、贾琚、屠友、张通、蒋湮、牛宥、杨瑾、李恂、牛智等10多人。前文中湖州王永从一家刻书就能雇佣到260多个工匠,由此可见,宋代刻书工匠之多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汴京“即早辰桥、街、巷口,皆有木竹匠人,谓之杂货工匠,……随手即就。”此时的江南虽称不上“全民皆匠”,但工匠好找正是成就杭州刻书业发达的重要原因。据张秀民先生《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》一文考证: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。日本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潜心于宋代刻工研究覃霓,竟然著有《宋代刻工表初编》。
工匠之多,离不开另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宋代工匠的社会地位。
在中国古代,士农工商中工匠地位不高是一个事实,虽然《考工典》说,“以其精巧工于制器,故谓之工。”《墨子》也说过:“轮匠执其规矩,以度天下之方圆张恒源。”然而,宋以前占主流的儒家却始终将工视为“末业”,是奇淫巧技,韩艺博让人玩物丧志。
到了北宋时期,随着市民社会的出现,这一观念的束缚被冲破,工商的地位迅速上升,手工业获得飞速发展,工匠和工匠技艺越来越受人重视。
北宋末年,士农工商的界限逐渐被打破燕赵刑警,工匠也可以登堂入室,更多的士大夫开始从事工商贸易活动。徽宗时期的宰相李邦彦就是银匠出身:“李太宰邦彦起于银行,既贵,其母尝语昔事,诸孙以为耻。母曰:汝固有识乎?宰相家出银工则可羞,银工出宰相正为嘉事,何耻焉?”南宋取士更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,这从制度上有利于工匠地位的提升。
宋代陈襄笔下《百工由圣人作赋》中的工匠简直是一种有着哲匠般崇高的职业:“统尔六职,良哉百工。何艺事以斯作,由圣人而是崇。办器成能自乃神而立制,化材适用本惟睿以兴功。赜姬旦之明文,见东官之盛典。谓夫智之出也阿奴萨拉,始并刃物以兴制;工之立也,乃成器而尽善。嘉众艺之勃兴,本圣谋而不阐。攻金攻木资浚哲以裁成,作舟作车由灵机而洞显。自兹立器为利,因材究奇。虽大匠之述作叫阮的名,皆往哲之规为。既执技而纷若,诚取法以宜。且夫国有四民,工分百事。或居肆以成业,或饬材而兴利。率皆因上圣以资始,致宏规而绰备。依于法而游于艺孙语晨,肇自神谟。智者忧而巧者劳,出由睿意。…修事之经始者,必资于善谋。伊众制之虽盛,非圣作以奚由。虽云代守其业,但见作者之圣。祖述虽资于匠者,经营率自于古人。按乃度程,实聪明之制作勤乎,朴资睿哲之经纶。今上方稽古,道而复淳,立是工也,体圣明之所作。”
到了南宋,著名理学家朱熹指出:“来百工,则通功易事,农末相资,故财用足。”
南宋叶适的门生、学者陈耆卿在《嘉定赤城志》中将工匠与士看作是平等的,肯定了工匠对于国家的作用:“古有四民,曰士、曰农、曰工、曰商。士勤于学业,则可以取俸禄,农勤于田亩,则可以聚稼穑。工勤于技巧,则可以易衣食。商勤于贸易,则可以积财货。此四者,皆百姓之本业。自生民以来,未有能易之者也股沟。若能其一,则仰以事父母,俯以育妻子,而终身之事毕矣。”这就打破了工匠的人身依附、身份世袭等传统。
元代宰相耶律楚材承续这些观念,指出:“治弓尚须用弓匠,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华视网聚?”因此,元代刻书的质量能够与宋版书等量齐观,也是有原因的。
但是,入明以后,严格的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、匠役永充,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,世代不得脱籍,这些规定使得工匠的地位又大大下降。
试想,一个社会如果工匠没有地位,工匠的自我意识就会丧失,其职业精神、创新精神焉在?遑论工匠精神?
现代社会,我们的大学是培养不出工匠精神的,要培养工匠精神,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重视职业教育。职业教育的重点当然是培养能工巧匠,培养职业精神和创新意识,但问题是我们举国上下却都瞧不起职业教育,瞧不起职业院校。在人们的意识里,只有成绩不好的,考不上好大学的人才不得己进职业院校。以至于职业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低到无底线。甚至很多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自己都没有自信,感觉低人一等。这样的社会意识、自我意识怎么培养工匠精神?尽管人们都明白职业无贵贱,但真正落实起来,白领、蓝领甚至灰领这样的概念大行其道。白领的傲骄感与灰领的自卑,形成鲜明的对照与反差。我们今天倡导工匠精神,最重要的是要提高现代工匠的社会地位。
其实,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,工匠精神的核心是职业精神。具体反映职业精神的一点便是注重自己的品牌和名望,宋代刻本,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工匠的姓名、堂号、或书坊字号雍齿简介,刻书年、月等事项刻于书中。不同于一般质量考核而规定的“物勒工名”,而是一种自我意识或者说职业荣耀。这也就发展成了后来的版本版权之说。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,卷末刻:“公羊公梁二书,书肆苦无善本,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,颇加厘正,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,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,元年嫡子作适旧,舍作啥,召公作邵桓四年……若此者众,皆不敢以臆见更定,姑两存之,以俟知者。绍熙辛亥季冬朔日,建安余仁仲敬书。”
第三,工匠通过自己的劳动,不断积累的财富,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地位。宋代工匠的经济收入前人有过研究,北宋庆历年间,“都下马吉以杀鸡为业,每杀一鸡,得佣钱十文,日有数百钱”。在市场上帮人杀鸡为业,每天的工价是数百钱。宋徽宗年间,州县官往外地赴任,需雇人搬家,“日给雇钱人二百,往往远指程驿,务多得雇钱”,可知当时搬运工的日工价是200文以上。“鄂之人有乐生者,任水鬻于市,得百钱即罢休。以其僦屋饮食之余,遨嬉于邸戏中。既归,又鼓笛以歌暗纹面罩,日以为常”。每天赚到100文钱,便不再做生意,回家吹笛唱歌玩乐。由此可以推知刻书工匠的收入,绝不会低于普通工匠。
正是基于这一传统,直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工匠,在经济上都是较为富裕的。万历年间填漆匠人和其他工作者在官府做工的工钱,“万历三年巡抚宋仪望裁定徭里会计册:学道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;和靖书院门子一名银二两;二尚书祠庙户一名银二两;王阁老看坟户一名银二两;胥门逓运所防夫十名裁革共减银六十两;税课司巡拦十一名裁革共减银三十三两;工部织罗填漆人匠五名,每名帮役银一十两八钱,共银五十四两。”可见,工匠的工资是根据其价值来分等级的。
按照价值交换原则,只有让工匠按劳取酬,享受与之匹配的经济收入,使之有“收入自信”,才能激发其职业精神,从而培养出工匠精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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